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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甘肃工委纪念馆在“邓园”建立

www.cndongbu.cn(2015-10-19)来源:西部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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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市城关区党员干部在甘工委纪念馆参观学习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在甘工委纪念馆,新党员宣誓,老党员重温誓词。
   西部新闻网讯(记者王冬)在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后街,有一处曲径通幽、古朴典雅、花木繁茂,占地20多亩的园子,它就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、爱国将领、甘肃省第一届政府主席邓宝珊先生的故居——邓家花园(简称邓园)。目前,邓园被辟为邓宝珊先生纪念馆,成为人们纪念、缅怀邓宝珊先生的一个去处。

但邓家花园有一段历史,或许人们还不太清楚。解放战争时期,这里曾是中共甘肃工委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。为了让后来人永远铭记那段不平凡的岁月,今年6月,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前夕,兰州市城关区在“邓园”内,建立中共甘肃工委纪念馆。

秋日,记者走进中共甘肃工委纪念馆。纪念馆负责人介绍,纪念馆以“辉煌的历程、永恒的丰碑”为主题,以文字、图片、实物为载体,以革命进程为脉络,重点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,中国共产党领导甘肃人民前仆后继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画卷。目前,纪念馆每天开放时间为9∶00—17∶00,节假日正常开放,周一闭馆进行展馆及展品维修维护。

面积不大的纪念馆不时有人走进来,听着讲解员的讲解,看着那记载着一段辉煌历程的图片、文字、实物,一幅中共甘肃工委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渐次展开……

春风西渡——五四运动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甘肃的传播

1840年鸦片战争后,越来越多的侵略者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践踏搜掠,中国这个泱泱古国满目疮痍、民不聊生。辛亥革命摧毁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,但很快被北洋军阀集团窃取了胜利果实,中国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地处边陲、历经战乱、备受盘剥的甘肃人民,同样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平地一声春雷,“五四”运动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,甘肃也激荡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。在新文化、新思想影响下,由张明道等人提议,甘肃在北京求学的热血青年率先成立“新陇社”,编辑发行《新陇》刊物,先后就甘肃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妇女等问题,发表了一系列论述,并转载了陈独秀、蔡元培、胡适等人的文章。在兰州、平凉、天水、陇西、凉州、酒泉、西宁、临夏、临洮等地设立发行处,揭露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,自觉担负起向家乡传播新思想、新文化的职责。这一时期,被誉为“中国反封建新女性”的甘肃女青年邓春兰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,首倡大学解除女禁,并与5名同伴千里赴京求学。1920年2月,北京大学招收了邓春兰、王兰等9名女生入学,她们成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。

中国共产党诞生后,甘肃在北京等地求学的进步青年,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,加入中国共产党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革命组织,把马克思主义源源不断输入甘肃,进一步促进了甘肃人民的觉醒。在北京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甘肃青年张一悟、胡廷珍、葛霁云、金自山、马元凤、张雅韶、吴鸿宾、胡文斗、王孝锡、保至善等人是马克思主义在甘肃最早的传播者。

风暴乍起——大革命时期的甘肃党组织及活动

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和由此而来的革命高潮,大革命运动逐渐波及西北。1925年至1927年,中共北方区委、中共陕甘区委相继派出一批党员来到兰州,揭开了甘肃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新篇章。

1925年10月,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委派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,代行甘肃军务督办。中共北方区委派共产党员宣侠父、钱崝泉、贾宗周、邱纪民、李印平等随军西征。他们按照李大钊的指示,与先期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,在兰州创建了中共甘肃第一个组织——“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”。自此,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。

中共甘肃特支成立后,利用特支成员在国民军中担任的职务,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务,建立国民党各级党部,在军内外开展政治宣传工作。创办了《醒狮周刊》《革命青年》《民声周刊》等刊物,秘密发展党员,壮大党组织,在兰州发展了秦仪贞、王陶等一批共产党员,并积极支持甘南藏胞反对军阀压迫的斗争。

冯玉祥“五原誓师”后,在甘的国民军奉命东征。宣侠父等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联军各路军政治处长,遵照李大钊提出的“固甘援陕,联晋图豫”方针,率部积极参加北伐。其间,甘肃特支广泛发动民众,参军参战,运送粮草,支援前方,使甘肃成为北伐的后方革命根据地。

为将革命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,甘肃特支联合国民党“左派”,组织了“皖南会馆”事件。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控告,冯玉祥电令将钱崝泉押解西安,中共甘肃特支的工作被迫中止。1927年2月,陕甘区委派胡廷珍、王孝锡、保至善、马凌山,以“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”的身份,到甘肃重建党组织。他们到兰州后,一面恢复旧有关系,一面发展新党员,很快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和导河(临夏)特支,并与此前建立的平凉特支取得联系,相继创办《妇女之声》《工农之声》《新陇民报》等报刊,建立共青团、青年社、工会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,很快把全省反帝反封建的民众斗争运动推向高潮。

1927年,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,冯玉祥也将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“礼送”出境,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,暴露的党员撤离兰州,革命运动陷入低潮。

烽火陇原—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甘肃党组织及活动

大革命失败后,胡廷珍、王孝锡等人按照陕西省委指示,回甘肃重建党组织。1927年秋,在宁县建立了以王孝锡为书记的中共宁县支部。之后,又成立中共太昌临时区委。但由于王孝锡不幸被捕,在兰州就义,临时区委消失。

为创建党的武装,陕西省委于1932年初建立了以刘杰三为书记的陇东军特委,发动陇东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。1932年至1933年,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,驻甘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发动了两当起义、靖远起义、巉口起义、西华池起义、蒿店起义、凤翔路口起义、天水起义等10多次起义,虽然这些起义多以失败告终,但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兵运工作的领导,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,1932年12月,经中共临时中央和陕西省委批准,中共甘青宁特委在兰州成立,特委成立后立即整顿发展党组织,利用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军政上层开明人士广泛接触,积极开展统战工作,设法为共产党员谋取合法职位,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条件。在甘宁青特委领导下,1933年2月,共产党员王儒林以国民党甘肃招募专员的身份与李慕愚等10多名共产党员,在靖远北湾设立招募办事处,招募400多人,在榆中县园子岔建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。4月下旬,在红砂岘(今白银市武川乡崖渠镇)休整的义勇军被甘宁青三省联军包围,义勇军指战员与敌展开血战,除少数人突围外,300余勇士壮烈牺牲,36人被捕,除王儒林、贺晋年在押解途中逃脱,孙作宾、李慕愚被组织营救出狱外,其余均被杀害。1933年7月28日,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特务破坏,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梁干丞被捕牺牲,暴露的党员被迫转移,甘肃党的地下工作陷入低潮。

中流砥柱——抗战风云中诞生的中共甘肃工委

抗日战争爆发后,兰州成为抗战的大后方。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1937年7月,党中央派谢觉哉到兰州加强甘肃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,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。8月,派孙作宾、刘日修、刘杰等一批共产党员陆续到兰州推动中下层的抗日救亡运动。10月26日,在“八办”召开会议,成立中共兰州工委,孙作宾任书记。

1938年3月,兰州工委更名为甘肃工委,罗云鹏由延安来兰担任工委副书记。工委成立后与八路军办事处紧密合作,开展秘密工作,着重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发展党员,建立组织,大力宣传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,先后成立了兰州学委、兰州市委、榆中县委等党的组织。组织创办和发行了《西北青年》《妇女旬刊》《战号》《回声》《老百姓》《热血》《抗敌》《民众通讯》《现代评坛》《苦干》《新华日报》等一批抗战刊物。积极推动建立联合剧团、西北抗战剧团、王氏兄妹剧团等抗日救亡文艺团体,深入街头、农村义演,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,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,募集抗日资金。甘工委还推动建立了甘肃青年抗战团、妇女慰劳会、回民教育促进会、伊斯兰协会、抗敌后援会、省外留学生抗战团、西北青年读书会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战团体。其中,以共产党员蔺克义、罗扬实、万良才、樊大畏为骨干的甘肃青年抗战团,在全省25县建立了72个分团,发展团员3000余人。通过大力宣传动员,大批青年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。

1938年11月,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,甘工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西兰、兰新公路一线及陇南山区,工委领导也分散到各县指导工作,开辟了安西、兰州到延安的国际交通线和地下交通站,保证了苏联援华物资、往来人员及情报的通达。

1939年1月,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“溶共、限共、防共、反共”政策,甘工委的抗日活动被全面禁止,抗日刊物被查封,抗日团体被解散。工委一面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,一面继续秘密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,为争取抗战胜利努力奋斗。1940年6月,分赴各地的甘工委委员集中兰州开会,6月6日,罗云鹏家遭到搜查,住宿在其家中的李铁轮、林亦青连同罗云鹏一起被扣押。次日,罗云鹏爱人樊桂英、女儿罗力立和工委秘书赵子明也相继被捕。工委遭到破坏后,不能立足的共产党员被召回延安。被捕的同志临危不惧,大义凌然,坚决进行英勇斗争。1941年2月12日午夜,李铁轮、赵子明成功越狱,辗转到达延安。罗云鹏、林亦青因地形不熟越狱后再次被捕。在长期关押中,他们始终坚贞不屈,不为诱逼所动。1944年,林亦青被折磨致死,年仅24岁。1946年2月,罗云鹏牺牲,年仅36岁。

甘工委遭破坏后,为尽快恢复党对甘肃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,1942年8月,西北工委决定在庆阳建立中共甘宁工委,负责领导甘肃、宁夏两省的抗日救亡工作。但由于延安整风运动中,甘肃等地的地下党被错误地打成“红旗党”,原甘工委在延安的党员几乎全部被关押审查,给甘肃党的工作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根据中央关于“精干隐蔽,长期埋伏,积蓄力量,等待时机”的指示,甘肃国统区的党组织转入分散隐蔽阶段,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谋取合法职业,争取一切可以生存的方式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,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。

迎接黎明——解放战争时期的甘肃工委及主要活动

抗日战争胜利后,1945年9月,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共甘肃工委,负责甘肃、宁夏两省党的地下组织工作,由时任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书记。1946年春,西北局将孙作宾、陈成义等同志派往庆阳加强甘工委的领导工作。同年12月,西北局调整了甘工委的组织机构,由孙作宾任书记,增补徐国珍为委员,下设组织、宣传、军事、社会、秘书5个科室。甘工委恢复后,坚持以发展新的为主、整顿旧的为辅的正确方针,大力发展党员,建立党组织,相继建立了5个地级工委、17个县级工委、1300多个支部,发展党员16000余人。除皋榆工委外,各工委都建立了武装队伍,采取脱产与不脱产相结合、平时分散战时集中等灵活机动形式,打击震慑敌人。

为接应王震所部北上,开辟陇南、六盘山东西根据地,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,1946年9月初,甘工委组织陇南、华平、平西工委带领各自武装共计400余人,分路打出边区,因目标过大又难以抗击重兵,不久即被国民党地方部队打散。甘工委及时总结教训,将集中出击改为分散派遣,开辟解放甘肃的第二战场。
编辑:新闻网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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